“《立春》、《孔雀》中的小人物就是我自己”

何东：我现在也挺注意这种，就是这种导演和电影都在做什么，你比如说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搞电影的还是搞电视剧的，其实打底层牌的人，用电影来表现小人物的挺多的。但是又由于缺乏比较真挚的这种生活体验，就是变得很概念，甚至表现起来挺矫情的。但是你的《孔雀》和《立春》就表现所谓凡人的底层的生活，觉得有两个特点，一个非常准确，还有一个非常深入。那么这是不是说你多年以来，你的注意力一直在看这些东西？

顾长卫：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就是我自己，你说我说是特别的有那么多爱心，说关注别人，或者关注一个慈善的事情，或者关注一个普通的阶层，我就是他们，我就是，你觉得就是。你知道人其实在选材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都没法回避说你要，你本来是一个什么，说要做一个，就人躲不了，就是离不开自己。我怎么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立春》、《孔雀》这两个剧本都是以前写的，但是呢，我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物都太有意思了，而且都是我太熟悉的。我家里的亲戚，我的什么邻居，什么同学，我都能想象出谁跟谁对上号。

何东：甚至是你自己？

顾长卫：对，就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自己很想这么做，我想做一个王彩玲，我想做一个哥哥，但有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很想在作品里面去描述这样一个人，把这样一个人物搬上银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艺术就是，有时候人吃饱喝足了确实有工夫，把你那个生活中你做不到的，或者说你做不到很完美的，就往银幕上一放，就那么一个情况。

何东：我那天跟你讲了，我一直要到电影院里去看，但是有时候到电影院里去看效果是坏的，我觉得不怪观众，混乱什么的，这个电影的两次的结尾，我觉得在电影院里看太有意思了，第一先是好电影把大家给拽进去了。然后到最后，你都能感觉到那种呼吸，就是你的韵律和他们的这种韵律，到最后，比如在天安门的孩子出现，然后两个人在那儿唱，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综合的回忆和印象。最后这歌一起来，这会儿我都能感觉到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压了很久，然后一点一点释然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在电影院里的效果，咱们在电影院里应该有打造人心理的这种电影。而不是刚才我说，回避，假装好看，好玩。那样的电影，花钱进去了，出来是很难受的。

顾长卫：有时候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看了一个好的电影，放完了，你就想着，有时候看碟还挺有意思的，你看完了，经常又回到开始菜单，完了会有电影的主题音乐，加上动画什么的，不断的重复。特别是，有时候就希望结尾更长一点，字幕什么的，因为它会往往是整个影片的一种概括，一种情绪都在里边，表演完了就在那呆着。最残酷的是，字幕结束了以后，必须得把灯开了，然后传达室非常职业的，就开始赶你，让你从安全门出去。那种感觉有时候确实是，要是看了一个有意思的作品，就是你。

何东：那天第二次我就看了，我就说顾长卫这不制造毒品吗？HIGH，你知道吗？就整个那过程，一点一点的，然后这还不犯法。然后观众一直等字幕走干净了。才有要站起来的欲望，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制毒的过程非常的成功。

在《立春》的那个结尾呢，就是明显的，王彩玲已经在跟，就是表面的生活她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但她离自己原来的理想只能越来越远。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后来，算是她成长的智慧呢，还是一种妥协的让步？

顾长卫：你指的是哪段？

何东：（王彩玲）开始剁肉，然后看妈妈，那意思你怎么还不嫁。无论哪个社会都要想把你磨平，王彩玲的后面已经开始有狡猾了，就是不像最开始那么生了。你觉得她这样慢慢的往后走，算是一种成长的智慧的进步，还是一种被迫的妥协呢？

顾长卫：我觉得是一种被迫的妥协，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这样。

何东：因为我刚要出本书，名字很有意思，我小时候是父母，周围人会告诉我，逆来顺受，《胳膊拧不过大腿》，后来我把名字改了，改成《胳膊拧得过大腿》。

顾长卫：对，这确实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作品是要唤醒更多的人。有时候说这个事，王彩玲都完美了。别人就觉得，她不会有太多的牵挂，那种别扭的事。分享的东西也会少。而且那样的话，我觉得不太像王彩玲了，王彩玲确实是。

何东：这个电影好在哪儿呢？第一为什么大家看了，影院的效果，你会一点一点把好多它企图埋下来的东西，一点一点勾起来，最后呢，昭示你别把这别扭忘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感觉。

顾长卫：一头王彩玲她声音真的像缎子一样华丽，一头她真的是很苍老，从艺术和生活两个角度，最后妥协了，没有最后和黄四宝生活在一起，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一个生命的阶段，我还要繁衍，我还有后代。这个确实是今天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家庭是不是要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出自己一个孩子，这才是一个家庭。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艺术这事，她真的放弃了，但是你后来会发现，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去成全她，让她在音乐厅里去唱她自己。唱到最后她都有点担待不起了，就是看起来这个人你知道是艺术和爱情，就是艺术和生活两方面应该都放弃了，但是我倒觉得，其实她是另外一种重生。

何东：涅磐嘛！因为《立春》你在采访的时候这样说，我觉得中国的背景下热爱文艺的人很多，但是能混出来的人是少数，应该能走出去，但是怎么走出去，你有能力改变城市吗？很多人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

顾长卫：我觉得是，你说有多少人才有能力，我让我们单位的人都分上房子，都涨工资，然后整个街道，整个树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对于具体的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对这个社会负责任的方法，首先我自己更积极一点，让我的生活更富裕一点，更安康一点，让我的生活环境更好一点，那么怎么做呢？方法是不同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对于外省人来说，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情结，就是北京，首都，这确实是一个符号，是一个美好生活和一个幸福的一种健康的美好的环境的一种诠释。我去北京就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但是尽管这样，它还是对普通生命一点不错，都合适。就是你省得他都呆那儿，没有合适的事情做，所以他那么多能量他要，这个地方释放不出来，我觉得对于社会和谐都不是一种和谐健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