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里不能没有没有天堂，没有理想”

何东：还有一个，你的电影有一个特点，背景再难，就是社会背景再艰难，再苦，幽默和有趣一直是你坚持的，创作个性的一部分，那么我问你一件事，蒋雯丽说的那一口话，到底是包头话还是山西话？

顾长卫：包头话，但是你知道包头话是这样，包头话有几部分组成，因为包头这个城市是一个，不是，比如说它不是一个那么古老的城市，比如像西安什么，像开封这样的城市，或者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所以其实包头有很多从山西来的移民大团，山西移民进山了，还有从东北来的移民，再加上那个位置，又介于陕北、山西、河北，这样几个区域交界的。所以包头话本身就是有点像山西话。

还有包头现在分了三个城区，有老的工业区，还有新的市区，很商业区的那种。所以这几个区的说话，就很多东北话就直接就来了。因为他也觉得这就是包头人，他是那么样一个，也是一个移民城市。

何东：为什么你的两个电影都选择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以外，两个电影都是选择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三大城市的，中小城市的平民？那么如果让你导演一部北京市的平民故事你行吗？

顾长卫：我觉得是这样，我不说我行不行，但是我在想，你不这么问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第一件事是看我能不能遇到这样的好剧本。就是说这个剧本，或者这个小说，或者这个故事里边，是不是有这样，觉得很鲜活的故事也罢，人物也罢，这些内容也罢，或者说讲故事这姿势，这个角度比较好，就是它得要能打动。

我倒是觉得，其实不论是你在哪个地方出生，或者是你是哪个语言，但我想可能人性当中都有很多本质的东西是很像的。就是换句话说，比如说一个伊朗的电影，一个欧洲的电影，或者甚至是一个印度的电影，我们虽然并不熟悉它的文化，它的语言，但是它如果是一个很精采，很好的电影，看着一点不妨碍我们的理解和沟通，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就是能不能拍或者能不能拍好，拍好拍不好，其实取决于做电影的过程。第一个首先得把这一剧之本做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有基础，能不能打动人，打动我，打动演员，打动每一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做片子的人，然后还要去想会不会打动观众，会不会打动更挑剔的观众，比如说何东。很多了。这个确实是，要说我能不能拍好，其实还决定于前面那些事情。

何东：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了，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好多的小时候和电影都在完成一件事，企图完成一件事，就是人从一个小地方，偏僻或者农村向城市出发，向现代出发，这个最早的开始可以从《人生》就开始了。但是呢，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人在城里挣扎了一圈以后，最后回去了，至少是经常要回去，然后完成了一种归真反璞的过程，其实心理过程并没有完成。但是我觉得《立春》不是这样，他不回避，你看整个电影他不回避这种冲突，甚至面对现在这种撕裂，都有。还有就是说，经历这种，他又是一次出发，在大城市里蒙受一种痛苦，可同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现在他不回避痛苦，最后有给生活中的王彩玲，给你一点梦想的萌芽和安慰。我说了这么多，我想问你的就是，其实你是一个很难在创作里放弃自己的梦想的人，是不是这样？

顾长卫：我觉得你说得对，我好像挺难放弃的。回头想了一下。

何东：因为这十年，顾长卫咱们可以不说，就是说有很多导演，你觉得就是说，他们在强调一种很新的东西，但是渐渐的好像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东西都会丢弃，包括电视剧，都在改。但是真正扎住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在你的性格里，和你的创作个性里都有这种东西，你不轻易放弃一种东西。

顾长卫：对，我真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想象一个作品要是，就只是那种残酷的现实，或者只是一种地狱的生活，而没有天堂，没有理想，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还不太适合我做，至少是不适合我做。我还是希望做那种，虽然我也会觉得别人说这样的话，就是郑洞天老师说，他也看过这个片子了，让他想到一句话，地狱和天堂有关，换句话说就是现实和理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可能很远，但是也可能遥远并不意味着就不可及，看你这个路怎么走。

何东：起码在走。

顾长卫：我觉得对，你说的这个可能更伟大一些，我在想，你在这么说的时候，起码在走啊，就像王彩玲这样的普通的生命，大家都在走，比如说我已经40、50了，我得结婚生孩子，我必须得要有人帮我接着走，就是他还在走，你知道吗？就是你也许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生活每天还是现实的，还是残酷的，还是跟我的理想有距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回头想想，回头你回望这个30年，回望一百年，可能还是能觉得这个变化的。那么我觉得还是在，就把现实和，比如说地狱和天堂，就我觉得是两者都有，在这之间你到底，就它是一个，都是一个互动，飘忽不定的概念，我觉得可能是最有意思的。

你说天堂可能很远，但是也可能是个具体存在的，但是它可能也会又没了，因为你绝望所以它可能没了，但其实它又可能是存在的。地狱，什么是地狱，真的比如说18层地狱是一种概念，也许现实就是一种地狱，我们也许是一种牢笼，也许因为我们要冲撞牢笼，所以我们才有改革开放，才有进步，才有今天了。或者是比如现实，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可能现实对我来讲，我就是要，其实人类发展是不能有止尽的，比如说我今天已经很好了，有很多人羡慕我，但是我还会想要更好，那才有共产主义，更完美的就没想了，想不到这么远了。

人有时候HIGH的时候，他一定把那些东西，一定在那个，又不定的，又非常奇妙的一种组合，一种节奏，你说我们听一段好的音乐，或者读一本好书，心里面就真是在那个，你被他（拨弄），好象飘起来了，然后你说在哪儿，又高又低，又不高又不低，反正什么都不是，那你说它就呆在那儿吗？又不是，它又在动。有时候我在想，这可能是一种艺术的境界，有时候人吃饱喝足了，觉得音乐还是要听，我听着这音乐，就有那么多感觉。

何东：原来有人问过我，说你听完好音乐什么感觉？我说跟洗澡似的。他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淋浴。就是说这种共振，我觉得就特别舒服。就是说一个好电影不是你说的，我觉得你现在的宣传有点问题，你强调哪个年代，好电影就是有现实感的。

顾长卫：其实我也特别想说，这个电影还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很有现实感的。当下的。甚至还有一种前卫的那种话题的感觉。很多人为理想……（沉思）

何东：走到这儿来，拿了不高的工资，对着摄像机，做着这工作。

顾长卫：对，这是因为我喜欢我的事业，我喜欢我的行业，这就是一个。我们那剧组有一个人，在我们《立春》的剧组，我们在采景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剧组，我们都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他就疯狂地痴迷，他做了一件事，我当时把他留下了，就是来我们剧组，然后我们那儿，那个剧组的办公室，每天闹哄哄的，有时候他帮我们打打杂，反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能干什么，反正他那么认真，那么痴狂。后来有一天在那儿放了《感恩的心》的那个歌，他在那儿就唱了没几句就热泪盈眶了，然后就把他留下了。然后他就在剧组帮我们拍摄像，但是他不是特别会现实的跟人，玩大家多哥们儿，那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单纯，而且真的是，就是那种痴迷，就是那种癫狂。所以有时候会在那个，就是日常的工作的技术上，会跟别人有点矛盾，所以有时候别人也会来招他，跟他逗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他，或者别人有时候骂他，我都觉得特别，我有时候出来就帮他说话。甚至有一次，他好像跟别人发生点冲突，然后从车上反正是上车下车的时候，摔了一下，手给摔伤了，后来到医院打了石膏，后来他就跟我说不干了，说实在不能干了，说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大家对他这么不理解，所以他要放弃了。然后他要回去，我觉得他肯定要特别难受，因为他要在这儿，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他只要在这儿呆着，我看着他的时候，觉得他的内心永远是HIGH，我就不想他走。我一看他，突然想起来，石膏打完以后，是手腕这儿，然后这几个手指头露着，我突然想他那手特别像打了石膏，但是可以握摄影机，我说你真的不能走，你是有责任的，你看你这个手是打了是该要打摄影机的手，他一想还真的是要握摄影机的手，后来就不走了，跟我们一起把电影拍完。

他可能生活中也很简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觉得我很羡慕。我觉得他生活在艺术里边，生活在自己的梦想里边。现实的这些，一些可能对我们大众来说挺值钱的，或者说挺在意的，他很多东西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艺术的梦想。用世俗的价值观看，他可能有点神经，但是我很欣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