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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呼和浩特到包头 毛头小子走上话剧艺术之路

何东：康导，你从小就在呼市长大吗？

康洪雷：对，生在呼和浩特，长在呼和浩特，中学毕业进艺校，艺校毕业进内蒙古话剧团，话剧团六年后调电视台到现在。

何东：你家是汉族还是蒙古族？

康洪雷：汉族。

何东：一点蒙古族血统都没有？

康洪雷：没有。结婚以后找了一个蒙古族老婆。（笑）

何东：你父母做什么工作的？

康洪雷：父亲退休在内蒙统战部，母亲在第三毛纺厂。

何东：有搞文艺的吗？

康洪雷：没有。到今天我爹还告诉我呢，他的意思是你得干一个正经工作，他认为你一定要进入政府做一个领导岗位，这是一生的正经事情，他到今天还这么认为。

何东：你家里没有跟文艺沾边的，那你怎么会跟文艺靠上边的？

康洪雷：不知道，这可能属于性格当中的东西吧。
 
何东：你小时候喜欢这东西吗？

康洪雷：不能说小时候，那时候有宣传队，好像是文革后期，学校里有好多宣传队。因为那时候爸妈不在家，我从小是姐姐带着我，所以在我童年印象中很少见到父母亲，后来我长大后问他们干吗？那时候我们都忙啊。那时候国家建设需要他们，都特别忙，但是他们给我特别宽的一个天地。我的最大的恶魔是什么？就是我的姐姐，我姐姐经常会，她就像一个家里人管着我，所以我最憎恨女人，所以在我结婚前对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么我们家没有做这行的，但是姐姐她在学校的宣传队，她得带着我，我就在侧门看着他们高喊“宣传样板戏，普及样板戏”，还有《白毛女》什么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后来上小学，就在学校里面打快板，就喜欢这一行，但也没有说喜欢到什么程度。我最喜欢的是体育，我上中学以后一直上体校，一直踢足球，我觉得踢足球特别好，可以不上学的一个方式。每个礼拜三，礼拜五的下午，你可以名正言顺请假去踢球去。学校给你假，是一个特别自由的时刻。而且你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牛，我到少体校踢球去了。而且一个月给你三毛钱，你想对一个学生来讲，一个月有三毛钱的补助，我觉得特别棒，那个时候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叶，中叶到后面，就是这个时候。

后来就是进入高中以后，四人帮粉碎了，突然在我们各个学校门口和一些地方贴着内蒙古艺术学校招生。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反正就贴着，就觉得原来有艺术招生。我是偶尔一次看了一个内蒙古话剧团演的叫《王昭君》的剧，我觉得那个演曹操，是曹操吧，还有演蔡文姬。我觉得那个台词在那台上那么美妙，铿锵有力，带着音乐、韵味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后来说这是话剧。然后想起来咱们学校门口贴着的好像是话剧班招生，就这样回去跟家里商量，我说能不能去考考去，我爸特别支持，去吧，考去吧。

何东：那是哪年？

康洪雷：那是79年。

何东：82年你毕业了？

康洪雷：82年毕业了。那时候很顺利，非常顺利。当时不是太明白小品是一个什么结构，但是老师说你做最熟悉的事情。我就想什么最熟悉，我就问我爸爸，他说你熟悉的事多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什么是最熟悉的事。我突然想起，我每天中午要游泳，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爹在中午的时候绝不让你走，对孩子来说，中午能出去游泳那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他决不会让你走，他就抓着你胳膊，让你睡觉。我就想着每次怎么挣脱他，怎么跑，后来编了一个小品，老师看了挺好，后来就进学校了，一进学校三年。一进艺校的时候，就感觉我们是未来的艺术家，那个感觉好。（笑）

这一晃三年，然后分到内蒙古话剧团。一进入话剧团以后，满腔的抱负，把户口都迁走了，内蒙古话剧团不在呼和浩特，在包头市。我跟家里说说我要把我的一腔热血放在内蒙古话剧舞台上，我要把户口带走，我们家根本不在乎，说带走，我整个就带到包头去了。

何东：在包头呆了多少年？

康洪雷：进话剧团呆了6年，从1982年到1988年。

何东：你在那边吃过高粱米和钢丝面吗？

康洪雷：太吃过了，我们那边81年还在吃。我爱人后来说，咱们吃着窝头，我说吃窝头到外面吃去，81年还在吃，我印象极深极深。我要说起话剧班那点事，我觉得可以说五个小时，所以我最近准备把它做成一个东西，是非常有趣，非常有代表性的。

何东：你在包头，那个黄河边上去了吗？

康洪雷：去过，万水泉，兵团十八团全都去过。

何东：我待过两年半。我在包头上学，包头钢铁学校。

康洪雷：钢院啊，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个学校。

何东：我当时有个印象特别深，那个水接完了，包头的水，放一会儿底下全是沙子。

康洪雷：对啊，黄河的水嘛，因为它那时候的过滤系统不像现在水平这么高，一定有。有一次四点半，我记得是正是七月份，大学生即将放假，就那个时候，我拿一大电喇叭，我说钢院同学们，听到喇叭以后，迅速到钢院操场集合，关于分配的问题，关于分配的问题。那个喇叭声音特别大。完了走了。

我们是去演出，完了演出完要拆台，拆了一宿。结果钢院的所有学生全进学校了。于是犯了巨大的错误，于是钢院查这个学生，最后查出我了。必须要到钢院做出深刻的检查。咱们那时候想，怎么能干那事，怎么能在钢院面前做检查呢？就坚决不去。说必须去，坚决不去，怎么都行，就不去做检查。丢人哪，你想想。最后妥协来妥协去，最后说你要写一份大字报式的检查，交到钢院，我说这行。写完以后，当时，写完以后，这交也丢人，所以趁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贴在钢院门口。所以你刚才一说钢院我印象特别深。（笑）

那时候就觉得身上的卡路里极为旺盛。就一个字，淘。你想当时包头是一个什么环境，话剧团周围都被这个环境所有的人围着，那些流氓地痞随便进门把门一踹，我说你们干啥，他们说看看电视不行吗？都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周边全都打遍了，打得一片和平，那几年我觉得打遍了。你想我们本来都不是干艺术这一行的，大家从五湖四海来的，三十多个学生，有牧区的，工人的，干部的，我们就五六个是来自艺术团体或者家庭是跟艺术有关系的，大量的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学校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善茬的人。你像我们那个李主任，15岁就跟着我了。我说你如果不进艺校就是公安局的主，肯定进去了。我们那李主任。我们俩从15岁认识到今天，他现在做制片主任，我做导演，我们合作得如此默契。所以我觉得那六年生活是特别有意思的。

何东：文艺这个东西，我觉得力量特别大，当时我在那儿上学是77年、78年。

康洪雷：我是79年。

何东：然后刚打倒四人帮，然后郭兰英率领北京的文艺团到那儿去演出，整个的市里的广场坐满了人，从早上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到晚上看完演出，凌晨一两点，太阳晒着，就这么等。然后现在我在北京就找不到这种感觉了。什么戏不去，当时那种渴望很强烈。

康洪雷：因为那时候讯息、平台不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大家对一个，那时候是名人到来，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娱乐和消遣。再一个大家对一个歌唱家的崇敬，那是由衷而来的。看着一个真人在眼前给我唱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代，想想会让你有热血沸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