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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剧团到电视台：“借调电视台八年 我的心没有变灰”

何东：你是88年到调内蒙古电视台的？

康洪雷：对。

何东：一干就是八年？

康洪雷：一直到现在。

何东：你从小是一个心理耐受力很强的一个人吗？

康洪雷：怎么说，有时候我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但是我就有一点，我老觉得，我在话剧团那几年，一直到电视台以后，其实我跟大家永远说我88年，但是现在我的工作关系也是从88年开始调进电视台，其实我借调了八年。电视台借调了整整八年。

何东：四年没有工资？

康洪雷：其中四年还没工资。

何东：那你这日子怎么过的？

康洪雷：这个事只有我爱人知道，我还有孩子，那时候。

何东：是，没生计这不行。

康洪雷：对啊，但是怎么办呢？我当时就两个，我有两个特别，我现在想来也觉得，一是也自豪，二是也是当时可能也幼稚的一种想法。我当时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不借钱，二不求人。必须的，康洪雷你不能突破这两条。

何东：你不是自己难为自己吗？

康洪雷：我就这样做。

何东：没工资。

康洪雷：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现象，认为到电视台来的人，你没有个两三万块钱你是进不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就肯定不这样做，而且我一定要进来，我绝对不会求人。事实证明八年之后我进来了，我进得非常自豪，我到现在非常坦然，我跟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关系，你看我们人事处的处长，每天都说，兄弟，老职工啊，八年抗战哪。

关键这八年当中，没把你的心变灰，我说这是你康洪雷最好的。因为好多人经过时间长了，没有这种东西。当时我为什么调到电视台去，因为我家在呼和浩特，我家就我这一个儿子。第二，我在话剧团我满腔的热情，我使不上，我演不了戏。那个时候电视台，你想82年到88年，正是舞台复苏的阶段，大量高大全的形象，必须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们怎么可能在那里面去演，很少有儿童戏去演。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演群众。我记得那时候演《高山花环》，我已经站在最后一排了，导演还在说，再左一点，，再左一点，我说导演不能再左了，再左就半个身子了，他说哎，就要你半个身子，这样才显得千军万马啊！我就用半个身子在台上，一演演了五十多场，但你老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了无数人的演戏，看了舞台的整体，我就像一个观众一样，我比他们还激动，我比他们有时候还潸然泪下。

要不就演一草，我们演《天地人》，要演一个草，在地上滚动，当包头市数学家死了以后，大地在哀鸣，我每次滚动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流，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大地在替他哀鸣，我就演那个草，在地上滚动，一演演六十多场。每天激动是激动，可是想自己在干吗？你得把你的价值，所学所用给展现出来，你不能总站最后面，于是我觉得，这是不靠谱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话剧，到今天也是。

何东：你话剧团这几年，匪兵甲匪兵乙的，你心里没有波澜总不可能吧？

康洪雷：有波澜啊。老师就说，你长得难看，个儿又低，你不努力，下学期就把你淘汰了。所以我一个上午能演五个小品，中央戏剧学院都没有这样的，所以老师说谁要有，我，上吧，演完了，下来了，谁还有，你等会儿，布局都是我，能做五个小底。就这样的，但是你到话剧团还是觉得没有特别能发挥你的东西。然后85年我就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去。现在回想起来，人家说，你傻啊，你除了导演系你不能加一门表演系去考，我说不，我就这个想法，我要考导演系，坐在台下导你们。然后85年去考中戏导演系，没考上。

何东：你给我讲讲那个过程。

康洪雷：我记得当时考中戏，好像是李世明当时是导演系主任。一试二试过了，后来是影片分析，那时候确实不太懂，分析影片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现在来说你分段，可以从音乐角度，或者人物角度，或者分段来说，我哪懂啊，我把整个影片全体分析下来，时间又不够。后来李世明老师就说，说孩子，你做导演，你不会写作，怎么做导演？说孩子，你去学一年写作，明年再来，好吗？我说好，我回家就结婚去了，我决定不考了。我这人就变得特别得厉害，我回家就结婚了，就我现在的爱人，回家就结婚。

何东：沮丧吗？

康洪雷：沮丧啊，怎么不沮丧？我觉得我挺适合这个料，包括讲故事，包括顺序间的组织小品，我觉得我那时候挺有想象力和创作力的。但是你写作不行，我觉得那时候的中戏的老师让我非常敬佩，直接告诉你，你写作不行你当不成导演，一个导演怎么能不会写作，你回去写一年。我回去就没有再来了，因为我觉得写作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问题，怎么可能一年两年就解决一个写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就回家结婚了，结婚以后，我就有意地在这方面去训练自己，培养自己。这期间，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电视台的很多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个师傅王新民啊，包括海南电视台的马小刚，那都是我非常好的老师，跟着他们拍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是这样一个世界。

何东：不是，你刚才没说完呢，四年一分钱工资没有？

康洪雷：没到那儿呢。这就开始认识这些人。然后就去拍电影，拍电视剧，我突然觉得，我在这样一个领域里，话剧没有展现你的才能，在这个地方却有那么多给你的天地，我突然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东西。原来电影电视剧是这样一个方式，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然后还这样来记录好多东西，你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没有钱挣，但是有补助可言。

因为85年拍电影是没有钱的，之后可能才有，都是补助，就是除了伙食之后可能剩一点给你，那已经不得了了。我在话剧团组织一个足球队，天天踢，每一场我都记笔记，回来分析。到了剧组以后，那时候夏天去冬天回来，40万一个电影，没什么事，我们都做演员，组织足球队，找当地学校，厂矿企业踢，这个事情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然后就认识很多人。

何东：这事有意义。

康洪雷：起码你能身在其中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就特别不满意演员在里面只是做演员，我当时就觉得这演员太像资本家了，除了镜头前，什么事都不管，我就不是那样的人，我特别愿意出来演戏，我都是主演，就我这型号的，主演。完了之后，我去各个地方干活去，扛灯，我非常爱扛；帮服装背着大包上卡车，我最爱干这个事。现在人们说，是不是想表现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想法，就喜欢，你身上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光是镜头前那点，根本就是你的连1/4都不到，那个卡路里的消耗，干这有意思。但是架不住，你时间很长，忽然发现，人家和你的关系非常好，现在想来就是你付出劳动了，你干了人家的工作，而且没干人家专业技术工作，你干了人家的场工帮你干的工作。我就愿意干。

我们又一次从集宁开车往呼和浩特，下着大雨，下着大雨，然后一下车就旋在一个沙子里了，全车人都在里面，我二话不说就跳下车了，然后找石头，找个石头垫车。那个石头和车轱辘就打滑，我一点都没犹豫，我一个美国皮夹克，我姐姐不知道从哪里给我弄来的，现在都找不到那款式，我一脱下来，一包石头下去，车呜呜就上来了。回去以后这地方就全磨了，后来就用皮夹克做了一个沙袋。（笑）

我一点都没这些事情是困难和不可以做的，我觉得太简单了，你就应该去做，肯定就应该是你在那儿去做，它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这种长期的话，你突然发现人和人的关系非常好，司机，你看我们台到现在，跟我最好的是我们司机。我那司机从队长到司机没有一个人跟我不好，你可以现在到电视台去访问，到司机班，康洪雷认识吗？说那是我们的哥们儿，怎么不认识呢？跟他们好，跟他们非常好。

那就这样一来二去，后来88年我觉得我一定要走了。我真不能在话剧团了。因为人家每天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一块儿。一结束以后，人都回到自己家里，你在一个小平房里，我是在平房，看着对面灯火辉煌的楼，你特别伤感和孤独。我觉得这还无所谓，我那个屋每天早上九点钟是人满为患，天天一大堆人。

有一天晚上我发高烧，我说这个世界就这么奇特，就像一个电视剧似的，发高烧，烧得我真的不能动，我想喝口水没有。我一直听到早上九点，我说这回这帮孙子该进来了，那天就怪了，没一个人进来，一个人都没有。啊呀难受得我就昏昏睡，一直到下午的六点整，我隔壁，我一同学的爱人，下班回来，说要管我救打火机，敲门，就进来了，一进来，说这什么味啊，我说快给我倒点水，她说怎么烧的，我说从昨天就开始烧，完了给我烧点水。从那天我坚定，我必须要离开。于是我到电视台跟我师傅说，就王新民，我说我想来电视台，来吧，没问题，我给你办手续，就这么简单。我立刻就过来了，就来了。

何东：过去干什么呢？打杂？

康洪雷：打杂，因为我们有第一创作室，第二创作室，然后有公共关系部，我开始来了就到了公共关系部。我们现在来叫做制片部嘛，那时候叫公共关系。那时候还早88年，很早。

何东：最小的制片。

康洪雷：最小，你也不是制片，就是什么事你就去干，但是我干得很快乐。我觉得到一个电视台，人们都是……

何东：你的快乐点也太低了把？

康洪雷：不不，我很快乐，一我能回到呼和浩特了，二呢，你想手续很快办了，因为你是国家干部，电视台也是一个事业单位，你从话剧团到电视台，是一个平级对调的事情。

何东：你还美滋滋的？

康洪雷：特别美滋滋。我记得当天下午，我师傅跟我说，开会都开了，都报了，基本都弄完了，你就准备排队吧。那你就排队，努力工作。这一晃就三年过去了。但是我干得非常快乐，这中间我当过记者。

何东：没工资，也快乐？

康洪雷：那时候有工资，刚开始去有工资，很快乐，我做记者，我做了一年记者，就有点像娱记一样的。我们那个电视台，当时叫电视剧部，我们有个栏目叫影视圈。

何东：什么每日文化播报之类的？

康洪雷：对对，每个礼拜出一期，我是负责专门跑外，跑各摄制组，你像那时候挺有意思的。这一晃就三年。我正欢天喜地地乐着，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突然有一天我们办公室主任，一个蒙古人，说小康，你到底调不调电视台，我说调啊，你的手续呢？手续呢？我说不是三年前？哪儿呢，没有啊，我们这儿没有手续。我当时一蒙棍似的，我说怎么可能这样？就是啊，赶紧去问问，要调什么，手续赶紧拿来。三年了，我跟上下关系都很好，这就把我气的我就觉得奇耻大辱，我觉得像被骗了一样。

何东：是不是没办？

康洪雷：就没办，到现在都是一个谜。后来我就整个上了九楼，就是《乔家大院》那制片人，孟凡耀，他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我就跟他说这个事，他当时是公共关系科的科长，他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你等着，他去了就找我们的主任，就是我师傅，说怎么回事，因为我没在现场，他说报了怎么回事，他说人家包主任说没报，赶紧写，他回到办公室现写起草，加盖了章报上去了，这是三年后的事。排队等着吧。那时候你就心里有一点波折，怎么会是这样呢？

但是你干的工作又特别喜欢，在电视口这行的，你特别喜欢。你就觉得，报了嘛，包主任亲自问你，人家主任是专门管人事的，亲自问你，应该没问题。于是这个东西又让我特别特别心安理得地开始又忙碌起来。结果第四年，台里搞改革，所有工资要挖浅，要自负盈亏，走向市场什么的。

那么突然的话，我们就不是说台里给你钱，是部里来给你钱，但是我们电视剧部哪里有钱，主任找我们说，真的是很困难，雷子现在你的工资不能开，跟你商量行不行？我说行，我说调动有没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我说行，没问题。这一不开，就四年，整整四年。

何东：这一停，就是四年没钱？

康洪雷：四年，一分钱没有。当然我上摄制组有钱，但不是每天都有戏演的，那时候电视剧很少，不像现在这么繁荣。你没有在全国一个大圈子里，你是在一个区域里面，你一年有多少钱，你又不是一个电影厂。而且内蒙的电影电视虽然还算前沿，但是并不是那么发达，那么多戏拍。其实很困难，真的很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我爱人跟我自己知道。这日子得过。

但是好在我那时候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因为我就一个儿子，结婚也不能让你走。每次我爸妈问，怎么样了，我说调进来了，都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只有我知道。那时候只有一点，我就告诉自己，你努力工作，那时候一下成熟了很多，一夜之间成熟了很多，非常成熟。我说我一定努力，一定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就要坚持下来。

可话这么说，那一天天得过，一天天得过。多少人呀在劝，就是我都不认识，纷纷调进电视台，说你怎么还没调啊，我说快了，快了，开会那天又商量了，就是自欺欺人。时间长了你发现，快了，快了，其实是一个很信的问题，你忽然久了以后，就发现是一个包主任跟我说的事，你变成非常相信的一个东西，于是在努力地工作，花着老婆的钱。有时候姐姐给点钱，但她不知道我这样，因为我姐姐对我很好。就这样。当然其中呢，我觉得对我进步最大的是耻辱你和羞辱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