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不久前，周海婴刚刚撰文出版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公布了很多私人照片，“不修饰，不剪裁，不涂抹”，是周海婴编辑这本大相簿的原则之一，“我的想法是把鲁迅全面地展示出来，让大家知道生活中的鲁迅，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

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短短七年，周海婴却用了近乎七十年的时间来回忆，来讲述。

父亲鲁迅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70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对内山完造这个人物，一定要把握:他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样，总是点头哈腰，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