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人]

*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经历。最牛的"事迹"。听说您父亲也是新闻记者？家庭对你职业的选择影响很大吧。

何东：当我还在娘肚子里蹬腿时，我父亲就在老《光明日报》当记者了，我出生那天，父亲正在山东采访，所以他出差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起名叫"何东"。而我之后几十年的命运，也一直在印证着这个名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58年，我刚刚懂事时，《光明日报》因为成了一张右派报纸，几乎所有记者都被殃及，父亲先下放劳动，然后就被调到中华书局改行成了一名编辑。

从1960年到1966年，我只在这6年当中，正正经经地学会了千百个汉字，小学刚一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幼年的印象中，中华书局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父亲在我跟哥哥何新很小的时候，就一摞一摞地往家里借书，可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毫无兴趣，记得小学一年级时，父亲给我念王勃的《滕王阁序》，希望从小就打下一点传统文化的底子，他拉着长声念得有滋有味，可没几分钟我就歪头睡着了。等我醒来之后，父亲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唉！我这儿子，朽木不可雕也！"

我上3年级时，父亲让我同时看两本完全不相干的书《三国演义》和《王尔德童话集》，《三国演义》是半文言，读得半懂终于看完，向父亲提一个问题，当时把他给气坏了；我问："诸葛亮真很聪明嘛？"父亲回答："当然。他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我很木然："他最聪明？哪为什么还要去帮一个最傻瓜的阿斗呢？"父亲愣了一下，没答出来。可他接着又找来《古文观止》，让我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并且告诉我，诸葛亮是最大的忠臣；我心里还是弄不明白，一个再聪明的人，总侍候一个傻瓜皇帝，这叫忠嘛？该是蠢才对呀！我把心里真实所想跟父亲一聊，他差点没揍我一顿，可既然心存疑问，所以别说背诵，就是想认真都读不下去。可《古文观止》里另有一封信叫《李陵答苏武书》，我读后却深受感动，父亲知道之后，骂我：李陵是个叛徒！你还感动？从此之后，父亲就再不鼓励我去读什么古文了，而这正合我的心意，中国古书，很难读懂不说，也没有多少能让我往心里去的东西。可《王尔德童话》中一篇《快乐王子》，我一边看就哭起来，被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学一直到现在，我看书一直很"偏食"，见到外国作家的翻译书，就上瘾；一读中国古文，就脑袋大。父亲父亲后来又买了一套《资治通鉴》，说毛主席桌上整天摆着这套书，他说等到自己老了再专门细读。我那时因为好奇，就悄悄背着父亲翻了翻，就感觉特别无聊，跟《三国演义》一样，全是教中国人如何斗心眼。到最近两年，当我看到书店里摆了许多所谓励志书，名字都怪怪的，什么"经商必读的三国演义"、"对付上司的三十六计"；经商和对付上司的基本应当是凭本事和诚信，怎么国人干什么行业都先教人先耍心眼使小聪明呢？这样的"励志书"和经商之道，又怎能与国际接轨呢？再后，我接触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看到他写中国古书"吃人"，心里觉得说得太对了。而且鲁迅还教年轻人"一本中国书都不要读"，我也感觉特别对。

小学刚一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是亲眼看着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里，原来一位位面孔亲切、慈善的知识分子叔叔阿姨们，突然之间就都翻了脸，整天用最漂亮的书法，写满墙的大字报，你骂我、我批判你。而且分成各种派系的"战斗队"，到最后都不是靠文字互相使坏心里斗狠了，都已经开始动手打架了。

斗来斗去，终于斗到了我父亲，无缘无故给他加了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父亲本来就生性胆小，可还要在批斗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儿，念自己连夜写成的"触及灵魂"的"罪行交代"。记得好象是他第八次接受"过关"批判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趴在写字台前写完"罪行交代"之后，长长舒了一口气说："估计明天我一定能过关了！"我当时也暗暗庆幸父亲终于可算快熬出头了，第二天上午，我躲在批斗会现场听里边的动静。谁知父亲一字一句刚把自己的灵魂批判到一文不值，就已经有人开始厉声大叫："不行！不行！他又想蒙混过关！"父亲大概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结果会是这样，长时间紧绷的神经一下就崩溃了，他面对着台下怒不可遏的乱喊大叫，忽然无可奈何地自己笑了："唉呀…这…我能挖的灵魂都挖干净了……再挖也挖不出什么了呀！"

而所有把人往死里折腾的，恰恰就是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原来我一直以为都特别心慈面善的叔叔阿姨们。文革对于亲身经过它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人生契机。但我却恰恰从记事儿最清楚的小学毕业开始，看到了文化人互相撕咬的最丑恶一面。我从此就对"知识分子"群体，落下了不可磨灭的极坏心理烙印，对文化机关印象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到现在整整活了半个世纪，只要一听到某人说起文化机关里的人是人非，我当年住在中华书局大院里，当年亲眼见到的文革"大事记"，就本能地会翻上眼前历历在目。

我到现在，三教九流当中都有朋友，可唯独就没有一个能贴心的文化人朋友。我从心里就觉得结交文化人很靠不住，估计是在小时候给吓着了。这种不信任已经揣到了骨子里。多少年以后，除鲁迅之外，还有两位中国作家让我特别欣赏，一位是王朔，一位是李敖。我特喜欢王朔小说当中对文化人那种蔑视和调侃。李敖是因为在他一本书里读到了这样一段精辟总结："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最可耻的阶级，从古至今，他们上下其首，误尽苍生！"虽然心里也知道他这话过于偏激，可是对照我从小所见的知识分子，就从骨头缝里感觉这话说得真叫痛快！

1969年，我以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作为所谓的知识青年下乡到东北兵团。当时要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文化机关大院，心里一丁点留恋都没有，只感觉终于从一个很肮脏的地方逃跑出去了。

8年的东北兵团经历，就跟接受劳改管制差不多。黑龙江农场的天地确实非常广阔，但要说让我一个城市青年跟贫下中农彻底结合，那根本就不可能。

1969年10月，我下乡刚两个月。那是我第一次跟马车到火车站拉化肥。当时我的身高仅1.51米，体重只有85斤；我好几次使出吃奶的力气，而四十公斤重的化肥袋，却无论如何也搬不到马车上去。就在我满头大汗原地转磨时，就听见身后一位贫下中农对车老板说："这帮城市里来学生，可真熊！"而车老板嘴里噙着一炮"旱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慢悠悠说了一句："熊？给他弄个娘们儿来，照样给你揍出孩子来！"

当时这话激得我满腔怒火，可却又身单力薄而无可奈何。从那以后，我开始格外注意锻炼自己的身体并且热爱劳动。北大荒，常常就是以这样残酷的"再教育"方式，教会了我如何被迫地面对人生当中的许多逆境。

知青返城的若干年之后，有一度"知青文学"颇为兴盛，可其中绝大多数文字，基本上都还在讴歌着虚伪的"青春无悔"的高调，或者很可怜地抚摸着自己的"伤痕"。之所以到今天"知青文学"早就被人抛在脑后完全遗忘，只因为它们跟当年知青人生的真实灵魂困境完全不沾一点边。在所谓的知青作家当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梁晓声，老是慷慨激昂特别假装，几十万知青的心灵苦难，全被他"改编"成了自己获取声名的"无悔青春之歌"。而真正作为知青的心灵困惑，我后来还是在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阅读当中，才找到了真正心心相印的精神困境。

黑龙江8年下乡之后，我为了快点返回北京，又走过许多曲折拐弯之路，而当我真正回到父母身边，却成了一个没有正式户口的"黑人"。有四年时间，我完全是依靠父亲母亲白白养活，眼看着身边的同龄人该工作的工作，该考大学的考大学，我却只能在家里"黑着"。那是我生命当中最黑暗的四年。在那几当中，我曾经接触过黑社会中的青年人，也曾经作为闲散社会人员，因公安局怀疑而被抓进拘留所蹲过班房。

之后几年，我正如同王朔在小说里所说：实在活到了没辙才去写东西，而且我还在北京翠微路新华书店偷过好几本外国名著。

当我写完自认为的第一篇小说，心里战战兢兢交到已经做了几十年专业文字编辑的父亲手上，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父亲正在洗衣服，他推了推眼镜擦干净手，然后花了几小时一字一句认真看完了我的"小说"，接着就把我叫到里屋，态度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小东，你将来可以去做一个本本份份的技术工人，但写东西这碗饭，你真的吃不了。"

如果这话是从不相干的旁人嘴里说出倒也罢了，然而既作为亲生父亲同时还是干了几十年的专业编辑，他当时对我"处女写作"的终审，却无疑等于是对我的一次"死刑"宣判。再之后，我一旦在房间里写东西，只要父亲的脚步一靠近，我就会本能地把稿子和笔马上掖到被窝里去。父亲当时并没有逼我不写，可我却心里怕得要命。之后三年，我背着父亲，曾经给当时的长春市的《春花》、武汉市的《芳草》、上海市的《萌芽》，连续投过将近一百篇稿件，但都是怎么寄出再怎么厚厚地原封不动地退回--这样的退稿，似乎也在证实着父亲对我的"终审判决"。

就在我于写作道路上接近崩溃边缘的时候，还是武汉的《芳草》给我送来了第一根"救命稻草"。厚厚一叠稿子寄去，回信却第一次是薄薄一个信封。我至今都能回忆起当时心灵和手指是如何面对那个薄信封而颤抖的。最后一不小心，还是把里边的信纸给扯碎了一个角。打开一看，信上只简单地写了几行字：何东，您寄来的评论《情一样深 梦一样美》，将于我刊X月号发表……"那是我读完云南作家严婷婷一篇小说之后，非常感动之余一笔写就的几千字感想。没成想它就成了我写作发表的开始。

当我把这封信交到父亲手中时，父亲一边看一边笑得象孩子一样天真，眼镜有好几次都差点高兴得掉下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见父亲最开心的一次大笑，他当时拉住我的手摇了半天然后说："儿子，你写成了。爸爸陪你买汽水庆祝庆祝！"

从此之后，我的每一篇稿子，都要送到父亲手里过目，而他无论多忙，都会马上停下来立即对我的稿子，进行最严格、认真、仔细地编辑。我后来投稿到各个编辑部，一律的反映都是"文字非常流畅"，那其中不知经过父亲多少次手把手的编辑训练才到了"流畅"的程度。

在我接受父亲、母亲的遗传当中，除了有母亲的急性子和父亲有胆小之外，同时也遗传了母亲超常的敏锐直觉和父亲踏实笨拙。

我父亲于1994年3月27日因患肝癌过世。临终之前几个月，他一直在跟我叨唠着一句话："儿子呀，你之所以能坚持写东西，并不因为你脑袋有多么聪明，而是因为你真的很笨拙。所以你才没有半途而废呀！"

父亲虽然在最初误会我没有写作才能，可他的终生踏实和勤奋，却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对待事业的根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之前我一直存在心里说不出，后来是采访我的后辈徐静蕾时，才被她一语道破了："人要什么都不会，那老实还会不会呀？"当时徐静蕾也就那么顺口一说，却因为这句话太代表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了，所以后来做事情，我稍微想偷点懒，她这句话马上就会在耳朵边象警钟一样敲响。

当我的文章在各家报纸、杂志遍地开花发表之后，有一个基本评价就是：何东特别爱写大实话，而且还有几分痞气和匪气。为何会得到这样非常统一的评价呢？这也许跟我没上过中文系有点关系；同时也跟我写东西有意避开非常斯文的纯书面语有关--因为那样的语言，还在我从小看大字报时就讨厌它们。有一次我为一位女作家写书评，因为对方的小说太斯文了，所以我不得不用书面语评论，之后那位女作家看了很吃惊道："你何东居然书面语用得这么地道？平常看你写文章可是匪气十足啊？"我当时很嘲笑地回答她："我从小最痛恨爸爸机关里那些叔叔阿姨们写大字报的那种书面语了，半辈子都在有意躲开它们，您还以为我真不会呀？"

至于我文字当中的刁毒、痞气和匪气；因为我骨血当中有江浙人的籍贯和血统，所以刁毒可能根源于此。而痞气，是因为阅读老舍和王朔小说而深受影响；最后的匪气，则是因为在黑龙江农村待了八年，心里特别喜欢东北话而且一写东西，不自觉就总会忽悠出那么一股心里的狠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