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日，火车到达广州东站之前，许霆发了个短信，自报身份，请父亲的朋友刘虎民来接站。去广州许霆没怎么跟父亲商量，只跟母亲杨苏卓聊过几次。除创业梦想之外，这趟广州之行里还有微妙的情感因素。

2006年4月21日傍晚，许霆在和同事郭安山外出回宿舍的路上想取钱，他选择的是黄埔大道西平云路上广州市商业银行的ATM机，郭安山在天桥另一侧等他。原本想取100元的许霆，发现ATM机吐出1000元，随后，机器就发疯了似的拼命吐钱出来。

广州的变故，使夫妇俩有些想不通，他们承认许霆做了不对的事情，但觉得不至于严重到犯罪的程度，因此接到许霆报平安的电话时，并没有激烈劝说他自首，还会试探性询问公安机关，他们愿意把钱都还了，可不可以不要再追究孩子的责任。

沸沸扬扬的讨论，让许霆案的焦点集中于多个层面:在盗窃罪成立的前提下量刑空间的探讨，关于银行责任和ATM安全性的讨论，也有律师上书恳请修改法律。这些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一种普法教育，有些事情看起来情有可原，却是法不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