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前，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沉重的历史画面至今依然清晰，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周总理永远让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纪念，是我们对伟人的一种感怀；纪念，是我们透过历史对现实的梳理。但伟人浩博的人生，无法用文字一一表达。我们只能浓缩历史，撷取片段，去感悟沧桑，品味高尚。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庭院里有很多的海棠树，32年前的1月8日，院子里的海棠树正在严冬中孕育着新的生命，等待着春暖花开，它们的主人却匆匆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32年间春去秋来，海棠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仿佛还在等待着爱花的主人—周恩来的归来。

1976年4月5日北京群众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四人帮将周恩来视为其通向权力的障碍，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周恩来病情危重之际，周启才受中央之命，起草了周恩来的讣告和悼词。周恩来病逝后，又与李鑫一起，对讣告和悼词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个文稿的会议，亲眼目睹了党中央在周恩来丧事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32年前的7月28日，唐山的天空风云变色，一场里氏7.8级的强烈地震使这座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瞬间崩塌，成为一片废墟，整个华北大地都感受到了剧烈的震颤。大地震造成24.2万余人死亡。16.2万余人重伤，7000多个家庭绝户。

文革中有这样一句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文革后期，中国的舆论界提起梁效无人不晓，凡是重要的社论，热门时评都出自署名“梁效”的写作班子的手笔。那时候，梁效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一夜之间，梁效的成员又成了现行反革命。梁效也被成为是“颠倒黑白”的“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那么梁效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它是怎样的成立又是怎样消失的呢？

所谓“梁效”即“两校”的谐音，也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凡是重要社论，热门时评，都出自这个“梁效”写作班子的手笔。当时也就有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 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解放军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当时国内的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份报纸，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准备和发动的阶段，《解放军报》的地位、作用一度取代甚至超过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在向来“党指挥枪”的中共历史当中可谓是空前绝后。文革初期《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相继执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的《大公报》等等一系列重量级的报纸的党政大权，将新华社也收归旗下。最终《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为“两报一刊”成为舆论的“绝对权威”。《解放军报》究竟是如何获得这样一种超然的地位？文革当中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966年5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的几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长期跟不上形势的《人民日报》。 当天晚上，在陈伯达的直接授意之下，总政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的两位干部，连夜写出一篇两千字的社论，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的6月1日，这一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篇文章被一些后来的研究者看作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它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0年前，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那就是粉碎四人帮，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不仅结束了不同寻常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先生讲述他所参与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特殊行动，抓捕”四人帮”。

1976年10月7日凌晨，中国历史新的一天。这一天标志着十年浩劫的结束。这一天开始，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将自上而下传达至全体党员和普通民众。外地的另外四位政治局成员如何表态？上海市委
书记马天水对粉碎四人帮如何反应？一场武装暴乱一触即发，中央如何处理上海局势？华国锋讲话中手拿三份手稿，三份手稿的来历和背景。

四人帮被抓后，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向外界透露,而此时,中国的另外一座大城市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平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正孕育着一场叛乱,为“四人帮”作最后的挣扎。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当时担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的陈锦华先生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被派驻上海,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上海经历。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武装叛乱问题的同时，苏振华带领新的上海市委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罪行的运动。揭批查斗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查清了“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活动，
为日后审判“四人帮”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 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押 解“四人帮”去秦城监狱工作的准备会议。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王洪文是第一个押送的， 其后是张春桥和江青，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

作为四人帮的主犯，张春桥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郭沫若曾 经说过：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可是给四人帮写过传记的 作家叶永烈并不同意郭沫若的这种划分，他认为张春桥不仅是军师，甚至是四人帮的核心、四人帮 的灵魂。那么，叶永烈为何会有此种结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

曾经显赫，一朝落魄。失势后，他们被推上审判席，林彪江 青两案审判实录。由秘密审判到公开审判，江青欲置周恩来死地；她为何自杀；林彪政变幕后“秘 密”；肖华文革失踪之谜。

这是历史的一刻，这场对“四人帮”的审判，不仅是对历史 问题一个很好交代，也是中国律师制度确立的一个历史起点。虽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大恶极 、祸国殃民，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依旧给了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当时指定为江青辩护的律师， 后来又做了李作鹏辩护律师的张思之先生，在“两案”之后20年，首次披露了当时江青拒绝辩护的 经过。

人们对李作鹏的历史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是林彪的死党 。但却不知道李作鹏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而当时党中央为李作鹏请的大律师张思之今天将 为我们讲述他和苏惠渔为李作鹏抹掉了两宗大罪的故事，这两个罪名是：一是参与以林彪为首的、 到南方另立党中央的活动；二是参与谋杀毛泽东主席的“五七一”工程。

1977年10月21日，一条新闻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弹指一挥间，高考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今天，当年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刘道玉先生做客口述历史，为您讲
述三十年前这一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出炉的前前后后。

众所周知从1975年到1979年，这是一段党和国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同时也是邓小平本人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的一段。而作为邓小平一手组建的写作班子，国务院政研室的历史大体与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程相始终，经济学家冯兰瑞就是这个“秀才班子”当中的一员，她的回忆将帮助我们了解政研室四年里走过的风风雨雨，以及思想理论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所经历的斗争，解放和波折。

一位著名的作家，一位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常年的精神病人；三个成长于特殊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素未谋面却走过一段相似的人生旅程，同一个梦想摆在他们面前，命运在这一刻转弯，《冷暖人生》讲述1977年的命运转折。

马术比赛是历届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缺席的项目之一，马术项目是通常被喻为是贵族运动，是冷门的比赛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马术比赛能在香港举行也曾经历了一番波折，同时香港作为奥运协办城市，在运作上也与大陆有所不同。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下香港筹办奥运马术比赛项目的前前后后。

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边疆”的典型，朱克家当年可谓是“红极一时”，23岁就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了党的“十大”。他的一夜走红，完全是姚文元一手策划出来的，上海市派了一套写作班子到云南，然后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报道，把一个在爱尼山寨教书的普通青年，描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知青榜样”。然而在“四人帮”倒台后，朱克家在1977年饱尝人间冷暖，从隔离调查到被开除党籍，一个27岁的青年，从权利的巅峰掉下来，被发配到煤矿劳动。回忆当年，朱克家不胜唏嘘。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可谓是文革当中轰动国内外的特大案。所谓的“叛徒”，就是指1936年经中共中央特殊批准，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薄一波等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在文革当中，这批人只有40人健在，其中有22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当时不但这40位老同志惨遭迫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几乎全部受到株连。受审查受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1978年在当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努力之下，这一特大冤案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的身份下解放出来。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改革，首先是一场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保卫战，经济学家吴象作为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助手见证了这一场群众性运动的发展。他参与起草了5个1号文件，并亲历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独木桥”到“阳关道”，再到成为中国后来变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一段段故事颇为耐人寻味

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建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随后几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就在几年前还少有人会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会与“腐朽的帝国主义者们”共谋发展。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国际大企业们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而我们也在这场世界经济浪潮中日趋成熟......

1978年，云南边疆国营农场知青罢工绝食，成为震惊全国的返城大风波。12月底，赵凡临危受命，作为国务院调查组组长来到昆明，处理这一非常事件。面对承受着舆论的一致谴责却又实际上孱弱
渺小，孤立无援的知青们，赵凡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主持了公允。他缓解了知青们及农场和地方当局的尖锐对峙，使绝大多数知青顺利返回了自己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