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究“中庸”之道的的中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水必湍之”是整个官场的普遍现象。仇和作为一个锐意进取敢做敢为的冒尖者，整肃官场风纪的凌厉性格，以及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是这种官场作风中的典型“异类”。按一般的道理和规则来说，这样的官员应该是走不远的。但是，仇和这样一位在大家看来很个性的官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竟然三级跳，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可以说，仇和的仕途颠覆了很多人的预料，也形成了一种“仇和现象”。

网上最近流行着仇和语录。这些语录让有些人感到欣喜，让有些人感到害怕。刚到昆明赴任时，仇和就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必定能无恃无畏。”

“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障碍，清除一切影响发展的制度瓶颈，大力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彻底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刚接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如是表态。

果然，上任不到百天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有了新动作。昆明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市里的专题讲座上，因打瞌睡被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2月22日，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此次昆明市以“零容忍”的态度处理会场陋习，让人看到了激发官员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党委书记的各种权力中，最厉害的是用人权——可以派生出很多权力的“权力之母”。不管理论上讲有多少任免程序，有多少选拔规定，在个别地方，只要书记想用谁，他总能想方设法把你送到那个位置。那么，党委书记的权力缺乏监督又严重到什么程度？通俗一点说，如果一个党委书记不能自觉自律，是没人管得了的，所以书记敢于挑战法律的事件一再上演并不奇怪。

到了常委会层面，虽说名义上是集体领导体制，但是书记之外的常委们，他们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主要是配合书记完成分工的工作，接受书记的领导，要讲“配合”、讲“团结”。对书记进行监督，充其量只能算是“副业”。因此，党委集体行使权力，很容易演变成书记一个人行使，集体负责制成了首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本来是不应被称为“一把手”的，但现在他不但成了“一把手”，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了说一不二的“一霸手”。

后记：季卫东曾经撰文就仇和现象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应该承认仇和现象确实还是很有些不同凡响，确实有扫荡衙门暮气之效。然而过去的成功却并不能担保将来的正确，引进工程更代替不了振兴产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化、流动化、国际化，仅靠领导拍脑袋的决策方式和政府刮风暴的管理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应付裕如。尤其是在办事节奏加快、政治周期缩短的语境，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很难得到充分的、周密的统筹兼顾，“一言堂”太容易铸成事与愿违的大错。

的确，仇和是一位改革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诞生这样的改革家。昆明老百姓曾言，求天求地不如仇和。假如仇和走了，我们是否还能期待另一位仇和呢？似乎我们还停留在“人”而不是“制度”的层面上。从短期效应而言，人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目前我国还处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并不成熟的阶段，仇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为政一方，发展落后地区，而且也在于为体制如何改革进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仇和现象更值得我们思考。当市场经济循序发展，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机制得到健全之后，无论再出多少个仇和，也就不值得惊奇了。